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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過程中如何處理情理法關系

发布时间:2018-12-12 17:42:43 编辑:笔名
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 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 中国人的传统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、多元的观念体系;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“天理”“国法”和“人情”的三位一体。那么,中国传统法律在三者之中处于什么地位呢?在一些学者看来,在法之上还有天理、人情。而这些规范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封闭的。如果以“天”为“彼岸”,“人”为“此岸”,则“天理”架通了彼岸,“人情”架通了此岸,“国法”居中连接两桥,于是乎“天人合一”也就实现了,即实现了“天理”“国法”“人情”的“三位一体”。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法理学。同时,情、理、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排列也断非偶然,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。在中国人看来,“合情”是重要的,“合理”次之,“合法”更次。此即所谓“人情大于王法”。由此,“法律”与“情理”,“援法断罪”和“执法原情”,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,在古代中国法律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。 以上是范忠信、郑定、詹学农三位学者所著《情理法与中国人—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》一书中的创见性观点。 在中国人看来,所谓的天理,就是天下公认的大道理,天经地义,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“自然法”。“天经地义”的内容便是礼,便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便是由此逻辑而推演出的一切道理、儒学,儒学所倡导的“三纲五常”之所以能够存世弥久,便是因其以思想的方式演绎出“天理”的具体要求,是顺应天理、高于律理的存在。何谓人情?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欲、恶七者非学而能”;何谓法?“法,非从天下,非从地生,发于人间,合于人心而已”。张晋藩先生在《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》一书中对这种法律意识内部关系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:“天理体现为国法,从而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。执法以顺民情,又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彩,使得国法在政权的保证下推行之外,还获得了神权、族权和社会舆论的支撑,因而更具有强制力,这正是天理、国法、人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。” 在我國古代,判斷一個案子是否公正,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、理、道德,而不是考慮是否嚴格遵照法律條文。因此,法律適用會因行為人尊卑長幼身份的不同而差異,刑罰因倫理而加重或減輕,并且賦予官吏在法律上有議、請、減、贖、當等特權,人情大于法律成了理所當然。所以,李澤厚在《漫說“西體中用”》中指出:“禮俗替代法律,國家變為社會,關系重于是非,調解優于判定,‘禮無可恕’卻‘情有可原’等等,也就成了直到今日仍普遍存在的現象。它說明中國以‘禮’教為特征、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明已浸透到一般現實生活中、習慣風俗中,形成了超具體時代、社會的‘文化心理結構’。” 時至今日,司法官員在工作中,應該如何處理情、理、法的關系呢? 研究表明,“情”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經過博弈、學習和基因承繼已經內化的一種本能反應;而“理”則是人們通過主觀努力對個中邏輯的一種抽象,是人們試圖總結和把握社會交往規律的表現;而“法”則是在上述基礎上對于人類社會合作秩序規則的有意創設,因而主觀性更強。由此可見,“法”更體現了人們自覺干預社會生活、希望達至更好社會合作和爭取社會和諧的努力。法律作為人類的創制物,是人類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現,必定有其優點和不足。從生物進化上說,情、理、法之間,存在一個在產生順序上的遞進然后并存的局面。不管我們如何贊美和推崇人類的理性,但每當危難來臨時,卻經常憑著直覺和情感行動而把理性棄之不用。對此,美國思想家漢密爾頓說:“如果沒有約束,人的情感就不會聽從理智和正義的指揮。”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,而司法人員應具有的是技術理性。人非草木,孰能無情,關鍵不是司法人員在案件處理中排除個人感情,而是在于理性防范和控制個人感情對案件處理的消極影響;必須注重縝密的邏輯,謹慎地對待情感因素。 事實上,生活中所謂的“法不外乎人情”并沒錯。這里的“人情”,不是指人情世故和私情,而是特定社會時期人類普遍擁有的情感,而由“民情”發展而來的“社會習慣”便是法的重要淵源之一。在這一點上,我國法律從立法民主化、人本化上保證了“法不外乎人情”的實現,從而限度地體現人性、反映民情、表達民意。而人們所主張的“法不容情”,指的是司法不應夾帶私情。在司法實踐中,個別司法人員存在教條、機械適用法律的問題,由此造成了群眾對判決的質疑。對此,必須注意法律的普遍性與個案的差異性的統一,要通過法律文書說理和法治宣傳,讓司法人員和群眾之間不同的思維形成共鳴,讓司法人員職業思維成為雅俗共賞的“大家之作”,從而促使公眾理解司法人員,尊重司法機構,自覺履行生效裁判。 (作者單位:河南省柘城縣人民法院) 張書勤湖北化工废料品牌大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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